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初是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小社并大社引起的。这本是出于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需要，但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却演变成不顾客观条件、争相推动农业集体生产组织向所谓更高的形式过渡的一场普遍的群众性运动。1958年4月8日，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于3月20日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把小社并为大社，有的把合并的大社称“共产主义公社”，有的称集体农庄。8月29日，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发动起来。
由于受“一大二公”、“超英赶美”、“人多好办事”、“越大越接近全民所有制”等极左思潮的影响，迎合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期盼，急风暴雨式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高明县爆发。1958年9月，高明县委在县城召开4000人的四级干部大会，动员群众入社。会后，全县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高潮。9月8日，高明县第一个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环城人民公社成立。当日，环城乡的农业社员、工人、机关干部、商业店员、学校师生共22000多人，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庆环城人民公社成立，县委副书记陈国光代表县委到会祝贺。至15日，全县先后建立了环城、合水、更楼、仁安、杨梅、三洲、大沙、西安8个人民公社，短短半个月时间，高明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11月，高明、鹤山两县合并，原高明县的8个公社撤并为三洲、西安、合水、环城4个公社。
公社建立后，取消乡级建制，形成政社合一体制，并逐步全面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统一且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单位。它的组织规模大，囊括了工、农、商、学、兵（民兵）各个方面，实行五位一体。人民公社既是农村基层政权机关，又是农村经济单位，政社合一，并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既是农村的劳动组织，又是军事组织，是实现全民皆兵的基础。高鹤县建立民兵师，公社、大队、生产队、作业组与之对应的就是民兵团、营、连、排，使农村的生产、工作、学习组织军事化。到1963年，县民兵师下辖13个团、158个营、715个连、2170个排，民兵总数12万人。
人民公社建立后，全社的重大生产活动由公社统一规划组织，公社可以无偿调用各大队的土地和人力物力财力；各大队也可以无偿调用各生产队的土地和人力物力财力。集体和社员收益，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生畜、林木、生产工具等收归集体所有；基层国营商业、粮食部门下放给人民公社经营。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和伙食供给制，大队、生产队大办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老人住敬老院，幼儿免费入园、入托。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医疗等各种费用全部由集体包揽。公社或大队给社员按月发工资，工资大体分5个等级，一级2元，最高5元。但大多数的公社没能按期发放工资，三洲公社罗俊营（即生产大队）的969个社员，在1958年9月26日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领到工资，平均每个劳动力领到5元6角9分。到1958年11月中旬，高鹤全县11个人民公社只发过一次工资。
由于“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泛滥，集中过多，没有分权；拉平分配，没有承认差别；物资劳动的调剂，没有等价交换等问题相继出现。原高级社的生产资料被无偿调用，把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空闲房子、牲畜、零星果树、农具集中使用。统一调配劳力，搞“大兵团作战”，大大挫伤群众积极性。公社出现吃饭人多，出勤人少；装病人多，吃药人少；学懒人多，学勤人少，以及“出勤一条虫，放工一条龙”等不良倾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形成了“开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全县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热潮。1958年9～11月初，高明全县便建起812个公共食堂，平均每条自然村有两个食堂，大家集中一起吃名副其实的“大锅饭”。1958年秋收，粮食丰产“捷报频传”，万斤、十万斤亩的高产卫星一个接着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自以为粮食吃不完。中央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安徽舒县“吃饭不要钱”的报道，顿时成为一句家喻户晓的口号。明城环城公社率先实行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任食，同一个地区可以互相串食，外来人路过一样可以大大方方在饭堂吃饭，还出现“吃饭放卫星”的怪现象。由于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都是一哄而起办起来的，大多数群众还来不及反应，就盲目地跟着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天堂”，吃上了公共食堂的“大锅饭”。随着浮夸风的整顿，粮食增产数字的核实，粮食开始紧缺，放开肚皮吃饭只实行个把月时间就停止了。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人们的情绪极高涨，短短几个月，全县建起100多个小水电站，建起一批综合加工厂，到处兴办大型的林场、畜牧场、试验场，不少村庄安上电灯，又大办社会福利事业，建公共食堂、卫生站、幼儿园、敬老院、托儿所等，让农民感觉到几千年一直盼望的“老有所养、幼有所托、病有所医”的理想很快实现了。因主观愿望与实际条件相差太远，不久，“三化”和“供给制”无法继续进行。办起来的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福利事业，也都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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